医护网

简论反中医人群的逻辑缺失

简论反中医人群的逻辑缺失南岗分院心...

    自建国以来，祖国文化昌明，百家齐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各种信息真伪难辨，向来宣称中医不科学的一群人，却往往最缺失了科学的逻辑辩证法，逻辑学尚且不清，何谈科学？而中医恰恰是以实践检验和用系统逻辑学发展形成的一种科学。下面我用纯粹的逻辑学而不用医学方法批驳一些反对中医的言论。以倡导科学，阐释科学。

1、调查研究样本选择的错误（选样本的数量问题，片面性问题，真实问题，数据是否有意义，作者水平）　　

“记者: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何祚庥:的确有这个可能。但伤寒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也不难做出准确的诊断，治起来并不难。但中医治起来，就可能延误。西医就治得很快，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优劣的区别。（何祚麻院士采访录）”

这段话，比较有代表性，一些人经常是用少数举例，或者这样单一举例，以个体问题看待整体问题。而和何院士的判断相反，1918年，（也就是其父去世的同时代）欧洲大流感爆发导致5千万人死亡，伤寒不是小病。这也暴露出来调查人员的知识水平本身是有问题的。而某些人宣称中医不搞三期临床试验更是无知。

2、样本范围的错误（对样本判断的失误）

有人质疑四磨汤口服液中的槟郎可以致癌。

嚼槟榔确实可能引起口腔癌，而咀嚼的槟郎为槟榔的幼果，药用的槟郎为成熟干燥种子。并且制法为水煎并非直接咀嚼。把吃的槟郎范围扩大到药用的槟郎，并且方舟子博士还说：“槟榔的致癌成分可能是其中的槟榔碱，在槟榔种子及其提取物中也含有这种成分。”只是因可疑就否定一件事物，把可能变成一定，改变了事物原有属性，把范围扩大或者缩小，结果就造成了结论的错误。

3、时效性的错位

问：西药也有副作用啊，我的小孩就是吃四环素得了四环素牙。

方舟子答：关于“西药也有副作用”的问题，我以前已经在《中医批判小问答》中回答了，这里不赘。只想在这里说一下四环素牙的问题，因为这是经常被用来攻击现代医学的一个例子。四环素是在1948年开始用于临床的，当时对西药的毒副作用检验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但是在1950年国外就已经开始发现四环素能引起“四环素牙”，国内则迟至197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当时人们不像现在这么注重牙齿的美观，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要预防也很容易做到，不给儿童用四环素类药物即可。所以这其实不是现代医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何况，与肾衰竭、致癌之类的毒副作用相比，“四环素牙”简直不算什么。

问：中药有什么毒性，搞中医的都知道，没有必要让西医来检验。

方舟子答：对毒性很快发作的毒副作用是可以通过经验发现的，但是对毒性慢的药物，要服了以后过几年、十几年毒性才能累积、表现出来，特别是对那些能导致肝、肾损伤、癌变的毒副作用，通过经验是很难发现的，中医对此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做毒理试验和流行病调查才能发现。许多历来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现在都被发现了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摘自方舟子博客2006-10-20 20:58:33）

此段文字可以看到用了双重标准，和时效性的错误。即几十年前的西医可以“当时对西药的毒副作用检验不像现在这么严格。”而中医在几千年前却不可以犯任何错误，不可以不知道少数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今天，很多药物的毒副作用在中医工作者这里广为人知，却要按几百年前的中医水平认为现在的中医大夫不知道这些，时效性差了千年。自然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4、比较对象选择失误

“现代医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知道许多疾病的许多病人的病情，是可以不经治疗或者经过假治疗而获得好转甚至痊愈的。因此，要确定一种疗法的疗效，必须进行随机的、有对照的、双盲的临床试验：把病人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进行治疗，一组进行假治疗，而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谁属于哪一组，最后再比较两组的疗效。但是要对针灸进行双盲试验却难以做到。在试验新药时，让对照组病人吃在外观上和新药相同的假药就可以瞒过病人和医生，但是要让病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接受针灸治疗却不容易。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假入针”，在不让病人看到的情况下只让针接触皮肤而没有扎入，另一种做法是“假扎穴”，故意把针扎偏（不扎在穴位上）。但是这些做法都无法瞒过扎针的医生，只能做到单盲。而且，在针灸时，往往要通过询问病人是否有酸麻胀痛的“得气”之感才能确定是否扎准了穴位。这种必需的相互交流使得要进行双盲更加困难。因此，很难像验证新药那样严格地验证针灸的疗效，这就使得不同的临床试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针灸的镇痛效果。例如，美国一项针对570名关节炎患者的研究表明，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接受针灸治疗的病人，其缓解疼痛的效果明显好于接受假入针治疗的病人。但是，德国两项分别针对300余名和900多名偏头痛患者的研究却表明，针灸和假扎穴的镇痛效果一样好，而且都和使用镇痛药效果一样好，和是否扎对了穴位没有关系。”《中国青年报》2006.3.29

方舟子博士选择用药品的试验方法对照针灸的实验方法，一个是药物，一个是医疗操作，不是一类事物怎么能对比呢？如果要对比，应该拿针灸和手术或者外科消毒等处置对比。反之，如果他拿药物和手术对比，一样可以说很难验证手术的疗效，进而证明手术效果和是否切对了器官没有关系。

习主席在今年北京师范大学谈到：“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确实，我们应该打破西方霸权主义大国制定的标准，使文化科学彻底中国化，充分全面发展，不受外国挟制。实践是检验事物的唯一标准。行业标准该由战斗在一线的劳动人民，即广大医务工作者通过科学的方法认定哪些科学，哪些正确，那些可行。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已经判断出了不能照搬苏联大中型城市工人武装革命的路线。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取得了革命的成功。80年代，邓小平同志又一次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成功并不偶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是那些拿着欧美标准的本本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自然，他们也不能理解在中国广大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医，和建国65年中医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恰恰真理掌握在实践中的劳动人民手里，非典英雄钟南山院士多次提及中医的贡献，和可靠的疗效。

 现代中医人应该倡导科学，继承古人的科学方法结合现代循证医学大踏步地发展中医药事业。无愧于这个时代。